杨钟健：大丈夫只能向前
杨钟健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别制作
“大丈夫只能向前”
在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
有一位中国科学家的照片
与达尔文、欧文悬挂在一起，供世人瞻仰
他就是
杨钟健先生
杨钟健（1897.6.1-1979.1.15）
陕西华县人，著名地质学家、教育家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。
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一级研究员。
1948年9月至1949年12月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。
杨钟健曾说“大丈夫只能向前，哪有退后之理？”
1981年，以《大丈夫只能向前》为名的纪念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书中收编了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和杨钟健亲友、学生的回忆文章，准确而详实地记录了他的科学贡献与精神内涵。
杨钟健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，特摘录部分纪念文章片段，从各个侧面回顾这位敬爱的“老校长”。
（20世纪20年代）在“少年中国”的旗帜下，钟健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，从“科学”和“社会活动”两个方面去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……钟健在“少中”的调查表上就写明：“终身欲研究地质学，偏重于古生物学”……言必行，行必果。钟健数十年如一日，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地质、古生物学以及人类学、考古学等的考察与研究，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，造就成为当代的古生物以及古人类学家。
——许德珩《怀钟健》
作者为杨钟健先生北大同学，著名爱国人士、政治活动家、教育家、学者，曾任水产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
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杨先生的领导下工作。使我自愧不如的是，不管天气好坏，不管家中有什么事，杨先生始终坚持到办公室来上班。当发现恐龙化石时，无论路途远近，不顾道路崎岖，杨先生必定要亲临现场。他那艰苦朴素，克己奉公，直言不讳，见义勇为的优秀品质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——裴文中《忆良师益友杨钟健先生》
作者为史前考古学、古生物学家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
1928年，(左起) 裴文中、 王恒升、 王恭睦、 杨钟健、步林、 步达生、 德日进、 巴尔博在周口店遗址合影
青年时代的钟健，看到国家外受帝国主义侵略，内遭军阀官僚的剥削压迫，人民痛苦的情形，愤懑不已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正在北京大学念书的钟健，立即投身到爱国运动中去。在这个时期，他参加了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，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，并与李大钊、恽代英、邓中夏等革命先烈有过交往。
在国外，他的生活十分俭朴，节衣缩食，他的学习十分刻苦……当他即将回国的时候，有个别的外国朋友，劝他留下，说是国外生活比国内舒适，眼界开扩，中国太落后啦！对此，钟健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，他说：“中国穷是事实，落后也是事实，但那是我的祖国，绝不能抛弃，如同儿子不能抛弃母亲一样。只要全国齐心协力改革，穷和落后是可以改变的，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舒服不回祖国呢？”
钟健爱惜时间，有闲暇他就手不释卷，不喜聊闲天，在晚年上半天班时，也极少午睡，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。我劝他要劳逸结合，他说：“我是和时间赛跑，要追赶才行。”
——王国桢《忆往事——怀念亲人杨钟健同志》
作者为杨钟健先生的妻子
五四运动前夕，毛泽东写给杨钟健的信件
父亲很忙，并常出外，很少有与我们小孩子说笑的机会。
一个凌晨，我在睡眠中突醒。只见父亲俯在我和弟弟身旁，面色大异平日，他站着沉默一会，说道：“娃，我走了！”话毕，即转身出了房门。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当时日寇占领北京，父亲不愿为敌伪服务，毅然离开美满家庭，秘密南下。可以说，从那时起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。
我考入东北地质学院。离京前，父亲与我谈话，他说：“学地质要全力以赴。不但用脑子，还要用手、用脚。有一般人吃不到的苦，也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乐趣。”
父亲为人相当严肃，在家中亦不苟言笑，多半时间捧卷执笔。但是自从建国之后，他的精神明显开朗。他入党后不久收到一位老朋友的信，适值我们在旁，他看完后笑道：“说我思想先进，愧不敢当；只是大丈夫只能向前，哪有退后之理！”
——杨新孝《回忆父亲二三事》
作者为杨钟健先生的儿子
杨老治学态度十分严谨，在学术上有他自己的见解，既不随心所欲，也不随声附和。更可贵的是，也从来不掩盖自己的错误，一旦发现自己的学术观点有问题，立即加以改正——他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……杨老一生不屈不挠的苦斗精神，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他对学术极端负责的鲜明态度，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行。
——贾兰坡《从小事看大节》
作者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、古人类学家、第四纪地质学家；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
杨钟健教授曾于抗日战争时期来过陕西城固一趟，我向他谈了城固、褒城、南郑等山区的地质情况，他听后，鼓励我在学术争论中要有勇气，要有“百家争鸣”的精神。我在以后之所以还能努力，做出一点点科学研究成果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，可以说是同杨钟健教授的潜移默化是分不开的。
我们都热爱祖国，总想“科学救国”，渴望中国能够及早屹立于世界的东方。
——张伯声《杨钟健教授对我的熏陶》
张伯声，西北大学教授，构造地质学家、大地构造学家、地质教育家。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，中国地质学界五大构造学派之一— "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"的创始人
杨钟健先生虽然没有直接给我教过书，但是我和他的接触中，使我受到不少的教益。他对我有严厉地批评，有时热情地帮助，他是我严肃的老师，亲切的鼓舞者。他高尚的政治品德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一九六二年夏，杨老来西安，我们请他到西北大学地质系，参观我们在黄土研究时采到的哺乳动物化石，并请他提出指导意见。他很高兴。不仅对化石的鉴定做了仔细的审查，还说这样丰富的化石，应该搞个陈列室，把化石陈列出来，供教学和科研的使用。在杨老的鼓舞下，我们的陈列室很快建立了起来。
——王永焱《严肃的老师 热情的教诲》
作者为西北大学教授、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三届理事，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常委。长期从事地质学教学和研究
我五十年代在杨老主持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修过。杨老的为人处事，治学态度，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杨老即使在小事上对自己也是要求很严格的，他上班从不晚来早走，工作起来极其严肃认真……我们年轻人无论是学习，整理标本，还是帮导师抄写稿件，从不敢有半点马虎，草率行事，这些都是与杨老的作风，言传身带分不开的。
杨老关心爱护年轻人，重视对年轻一代的培养，他总是鼓励和勉励年轻人努力学习，不断前进。
杨老是我们敬爱的老前辈，是我们敬爱的好老师。我们以有这样的老同志，带头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——薛祥煦《怀念杨老 继续前进》
作者为西北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1948年，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呈请行政院，拟任在地质调查所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20年的杨钟健为西北大学校长。
受命危难之秋，杨钟健在西北大学任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主要作了四件大事。
杨钟健确定最重要者为校务行政会议，由各院长组成，每周例会一次，研究处理校内日常事务，决定重大事情与方针，每半月或一月开会时，还吸收各系主任及由教授推选的八名代表参加。另外，还有许多性质不同委员会，按照规章制度，各司其职。
召开第一次校务会时，杨钟健严肃郑重地说：“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，绝不是维持现状的，我对西北大学有一种抱负，希望能把西大办成进步的、充实的、合理的、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不能抱妥协的态度，必须行革新之志，尽力为之，希望全校同仁均予协助。教职员中不合格者可以解聘，学生中有妨碍校务进展者可予开除。但一切事物当以民主方式进行。本人来此，希望能造就一良好的民主风气。”话语铿锵，掷地有声，改革之志，可见一斑。
消除派系，一反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习气，新上任的杨钟健校长在人事方面，力主不做大的更变。他本人无党无派，忠于事业，一改此前在学生中画小圈、培植“特务”的恶习，弘扬正气，团结奋进。
凡学生有单独求见者，杨钟健必诚恳与其交谈，妥善解决合理诉求，拒绝借故干涉校政的无理要求。他一再向学生声明，全校各部门分层负责，各司其职，各部门不能答应的事，找到校长，校长也无法答应。从此之后，令行纪出，师生共守，诸事循章，合理通畅，一正压百邪，教风、学风、校风渐入正轨。
1949年2月，《国立西北大学地质通讯》曾报道“自由民主之风气，洋溢校内。”
当时的情况下，讨要经费、解决经济拮据，电请改善师生待遇，成为大学校政之一大特色。
当时的学生公费非常麻烦，用所谓的“战区报销金”和“奖学金”，实际上高年级学生照常，低年级88%学生取得后两种变相公费，需要许多证件，而证明“家庭贫寒”或“来自战区”者多为假证。
国民党当局发行“金圆券”之初，教育部规定西安公费标准为膳费四元多，副食费五元多，随着物价飞涨，货币贬值，此标准已难满足学生生活，杨钟健不得不派员赴南京教育部协商，改为每人每月一袋面作主食，一袋面作副食费，才解决了公费中不少纠纷。
杨钟健主校期间，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在岳劼恒、关中哲、戴万里等人的配合下，主持了反迁校斗争。
当时，西安面临解放，教育部及地方军政长官胡宗南等，都施加很大压力，命令将西北大学迁往成都。校内亦形成主张迁校和反迁校两派。杨钟健等由于反迁校，甚至被人诬以“杨中奸”等，还数次遇险。最后，终在杨钟健等人的拖延策略下，使西北大学免遭迁徙之难。
1949年5月20日，西安解放。
1949年5月30日，国立西北大学复课。
杨钟健在西北大学任职时间虽仅有一年
但以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
以及勇于改革，敢于担当的办学精神
加之刚正不阿的为人
对西大的治学、校政和风气有很大的推动
也为西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
位于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的杨钟健塑像
缅怀先生
继续前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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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材来源/ 《大丈夫只能向前——回忆古生物学家杨钟健》
《各界文史》《西北大学史稿》等
校史顾问/ 李永森
素材整理/ 李鹏飞 编辑/ 王曼钰
责编/ 李琛